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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欣 北京五洲陈欣九天肿瘤防治研究院
一、只有整体分析认清事物产生、变化之“道”，才能准确落实治理之“术”。
从理论概念讲，说“整体观”与“天人合一”两个词汇，包涵着与天地自然、社会人文、生物与疾病防治等类型事物存亡动态的规律一点不为过份，甚至可以说这是对“大道至简”这个词汇内涵的正确理解。从具体角度说：任何事物的产生、存在、发展和变化，都有其符合自身特点的规律。人们要处理好一件事物，事先必须全面了解、深刻认识这件事物表面现象背后的简单规律，把握内部简单规律与时空环境交感变化产生的复杂现象的联系，就可以避开把复杂现象误认为必然规律的错误，用相应简单的方法直接了当地顺势而为，达到预期的目的。
那么，简单规律的内涵是什么呢？从认识分析问题的角度说，我认为无非四点。首先，把该事物当作一个原始主体看待，进行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由功能到器质、由静态到动态、由原因到结果全过程逐一分析认识。观察整体事物的全貌，研究构成整体的内部要素、分析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性与整体从属关系的稳定性。其次，弄清楚常规情势下，该事物整体动态统一的规律性。这个概念在东方文化中称为“整体观”。第三，再将该事物所处的天地自然、社会人文环境与该事物内部环境进行对应研究，找出该事物整体在与客观环境进行能量与信息交换中那些，因不具备物质形态被科学拒绝承认的“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全过程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决定了无论是社会事物，还是生物与疾病的产生，从始发到终点都无一例外地要经过“无形”和“有形”两个阶段；也无一例外地要跨越看不见的生、长、化、聚四个“实有似无”的前期过程，才能以可量化的形态展示给人们。
事物形成之前这四个“实有似无”的演化阶段，在古典哲学中通称为“道”，而“道”指的就是事物产生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而演化后形成的新事物则被称为“器”。“道”为规律、为真理，无论处理社会问题还是处理健康与疾病防治问题，都首先要弄清该事物整体在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中产生变化规律，才能顺应“道”的规律制定出处理(经变化而产生的)疾病物质即“器”的方法和技“术”。把宏观的规律与微观的“器”或技“术”关联起来理解就是“道术并重、以道驭术”。
二、整体调控与分而治之是“以道驭术”的具体体现
整体调控与分而治之，是建立在整体分析基础上产生的，处理存在问题时的整体方案和具体实施细节。
在古代哲学中，天地自然、社会人文之间与人体健康和疾病防治的道理是相通的。“围魏救赵”、“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两种方法都是以保存自己为目的，采取的消灭敌人的具体措施。“无为而治”、与“文武之道、一张一驰”的施政立足点同样是以维护整体利益为前提实施具体的施政措施。在这里，制定具体处理措施进行整体调控让失衡的事物恢复平衡时，必须以确保国家控制系统的稳定运行为标准。将这一标准移植到疾病防治中，就是“以人为本”，而“人本”指的主要对象就是人体自主调节控制系统，无论保健、养生、治未病还是对疾病的治疗，中心目标都不是病，都是把确保人体自主控制系统的稳定运行视为重中之重，对疾病的处理都应放在次要位置。只要守住了这条底线，就守住了疾病防治全过程的主导权。“道术并重、以道驭术”说的其实就是这个宗旨。
在行政事务中，国家中央及各级政府、纪委、监察、公检法司、警察军队、监狱、构成了国家机器的控制系统。而保证控制系统平稳有序运行的，是中央政府从宏观大局考虑制定的宪法、基本法以及再低一层次的经济发展规划，都依次属于“道”的最高或较高层次。而为确保这些宏观目标实现而制定的具体实施条款，则属于“器(即术)”的低层次。政府的行政行为就是通过国家机器，把高层次的政策政令，落实到低层次的实施细则中，通过政府控制系统一级级传达落实下去，而民心、民意与各事业领域的变化情况，也同样经过系统逐一上达，以便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做出相应决策再落实下去，达到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推动社会的发展的目的，这是社平衡稳定时的常态。
如前所述：“天一合一”与“整体观”不仅是《内经》、《难经》中重点阐述的医学核心思想，同时还是社会学的核心基础。一个国家政体在与所处社会人文、自然环境的内外交融中，必然产生不谐调的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放任矛盾积累势必侵蚀国家控制系统，出现或懒政不作为、或权力寻租的腐败，使政令不能畅达，民意无法上传的肠梗阻，引发社会不稳定、阻碍文明发展的的步伐。对其中尾大不掉、政令难以贯彻实施的现象，如果不强力整治势必累积成引发社会动乱的恶果。当此之时，政府第一要紧的事，无一不是：一改无为而治的行政风格，针对各种危害社会的态势开展或宽严相济，或乱世用重典以对应性属于“术”层次对抗性质矛盾的政策措施，清除腐败的恶疮，让控制系统恢复平衡有序的运行状态，发挥扶正祛邪的免疫防御能力，对构成祸乱的因素分而治之、逐一处理，以确保国家宪法、基本法精神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稳定与文明的发展。这种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即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必须以确保国家控制系统的稳定运行为中心。
把这个以确保国家控制系统稳定运行为中心的标准移植到免疫性的疾病防治中，同样必须是以维护和恢复人体生物自主控制系统的运动平衡为前提，所有针对人体疾病的防治方案和执行措施，都必须以这个前提为规范来制定，即：防治的主体首先是保护自主调控系统的稳定！所有的防治措施都必须在服从这个前提的基础上展开。
三、分而治之之“术”方案的制定，必须以恢复整体控制系统的平衡为前提
疑难性(免疫性)疾病防治的之所以这么难，关键在于现代医学理论中没有把常见疾病与免疫病的性质差异区分开来，他们不明白常见疾病病因来源于外部，入侵人体后造成的伤害仅在肌体浅表，处方用药时以入侵毒邪为主要标的没有大错；而免疫性疾病则是由常见疾病因失治、误治、治疗不彻底留下的隐患，在随时空跨度发展的过程中毒邪累积，伤害到人体自主控制系统的调控功能，使系统丧失防卫能力所致。此时处方用药的标的物已不是入侵毒邪，而是受到伤害的自主控制系统机制本身。医疗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合理的调节，让系统功能恢复有序与平衡即：治本。医家分不清标本，用治疗常见病的“术”层次的技术去应对“道”层次的免疫病失败是必然的！
事实上，免疫病防治问题与治国理政维持社会稳定、推动文明发展的思想纲领都属于“道”这一高层次。国家控制系统的平衡稳定，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人体控制系统运行的稳定确保人体生命的健康，两者之间虽学科不同领域，但都属“天人合一”、“整体观”这类概念所统辖的范畴。古代士子兼攻岐黄之术，称：“达则兼治天下，不达独善其身”的训条，就是治病与治国同属一理的凭证。
人体生物特有的自主调节控制系统，是由以心、脑为中心的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奇经八脉之间既有从属性、联系性，又有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结构所组成。气血津液的升降浮沉运动，跟国家控制系统中民心民意上达、政府政策政令下传以维系国家机器运转常态一样，没有气血津液周而复始的升降浮沉运动就无法维系人体生命的常态。
在疾病防治中，如果医药卫生保障体系始终坚持文化自信，并把公益性摆在管理日程首位，把保护人体自控系统的运行规律摆在疾病防治的首位，那依托中医整体观理论的包容性，吸纳现代声光电等诊断技术以补充中医四诊的不足，依据会诊结果以中医整体系统理论为指导，搞清楚把患者在与外界进行能量与信息交换过程中，自主控制系统规律受到的伤害的性质与程度，弄明白疾病在产生、发展、壮大、转归四个“实有似无”阶阶段中，导致系统运动失衡的病因、病理、及病机转化规律。那么，就可以认识清楚清代名医张潞称为：“阴阳偏阻之处”，被美国肿瘤学家詹韦称为：“肿瘤起始因子”的物质结构与性质：就能找到美国生物免疫学家CharIes.A,Janeway先生提出的；“基因突变和基因逃逸不受监控”背后的原因。做到了这些，就等于让以“天人合一”、“整体观”为核心的中医理论插上了翅膀，加速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就可以轻易实现！
从理论上讲，尽管《内经》、《难经》没有就恶疮(即癌症)等免疫病给出具体的治疗方案、并不适当地切断阳聚疮疡与阴积癌症的必然联系，把互为因果的两个阶段当作两种疾病看待，使后人找不到方向。但《难经-五十六难》“气失转输之机”一语，却无竟间给后人打开了一扇窗。以“气失转输之机”为切入点，用“道术並重、以道驭术”的原理，可以推演出：任何疾病的产生，都是渐进性、整体性的，都无一例外地要以自控系统运行常态为前提，以内外环境交感变化态势为主线索，跨越产生、发展、壮大、转归四个“实有似无”的阶段，方以可供诊断的形态展示出来。这种整体分析的结果，把阳聚与阴积用环境恶化递进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无疑为樊代明院士提出的整体调控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医临床、中医包容西医的结合，确定了切入的要点和结合的具体方法。分而治之的方案从这个要点切入，那完成整体调控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是轻而易举的事！
四、只有整体调控才能消除中医药学术与管理失误埋下的危机。
对世界上任何与天地自然、社会，人文相关联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都要经过生、长、化、收四个“实有似无”的阶段后，才能从可以量化的低端起一步步成熟上升到高端。这是客观规律，中医药学术发展、事业发展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律！
但不知什么原因，自建国以来中医药主管当局并不按这个规律制定法规和独立行使管理权。使中医药事业蒙受了牧师管和尚导致的衰亡。《中医药法》本为拯救危亡而创立，但从放弃中医核心，主张科学改造的指导思想看，中医药快速灭亡的危机已经埋下！
第一种危机，是学术理论错误的危机。“天人合一”、“整体观”是中医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学的核心思想。这一《内经》“阴阳者、天地之本始、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权柄”的物种起源理论，远比误诊误治率达28~33%的西医科学更靠近客观规律，更能全面清晰地认识和处治阴阳二气交感变化形式存在的：生、长、化、收四个实有似无阶段的疾病。避免非要把疾病象杀猪一样等到养大了再治的科学笑话和灾难。
第二种危机，是中医药源头被《中医药法》拦腰切断后继乏人。世间事物的发展都是由低端起步逐步向高端发展，低端是高端的基础。中医药博大精深的体量，来源于民间广泛散乱存在的医药知识，经收集整理而一步步向高端升华，汇集成内容博大、流派林立、蕴涵精深的中医药宝藏。甘肃、运城中医药兴旺发达正是遵循这个客观规律取得的成功。这个成功确保优秀医药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有效地结束了民众的健康灾难，为中医接受现代科学的探索研究，替现代化国际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可令人惋惜的是《中医药法》放弃现成的蓝本不用，非要搞人身依附以权力寻租为铺垫，用少数民间医生获得行医资格换取从源头上消灭民间医生的通道。如此剿杀低端、提拔高端，把医生成长规律肆意践踏的倒行逆施，必将导致最多三十年民间医生彻底消亡；即便已经取得行医资格的民间医生，也将随源头水的干涸，掉头步入西医分支——现代中医的行列。
第三种危机，来自药品西化研发监管的机制。现代中医使用还原与循证思维研发药物，其性质是当然的西药身份。如果光明正大地承认自己研究开发的药物西药，没人敢说三道四，毕竟没有哪家的法典规定西医不能研发植物矿物药。可专家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需要偏要以高科技中成药来加以大肆渲染，这种渲染本来就给中药的研发创新埋下了祸根，如再在法律的高度上把这种偷梁换柱的方法贴上传统中药现代化的标签，其后果的严重性不亚于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割让的国土。如果这种行为仅仅涉及经济利益的得失，倒可不必计较。问题在于：名器是不可轻易给人的，以国家意志的名誉、以中医中药的名誉这样做，无异于代表国家意志的强制性行为承认中医只有废医存药，接受科学改造才有出路。
在这里，行政法律和客观规律发生了冲突。中药的研发本来是以执行中医从整体上对人体生物自主控制系统的调控任务为目的，而要精准地完成这个任务，靠的是针对任务内涵规律的相应需求，选择药物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属性进行配伍。现在要求按药物微量元素的分子成份为标准，用佛教的教义指导道教修行，其结果是什么还用说吗？任何事业的成败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点无疑是政出多门、权责界限不清晰。一个事业没有直接的权责部门主导负责的结果，跟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尿尿吃的粗糙比喻别无二致。
既然中央政府要下决心打开中医药宝库，让它承载五千年文明为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问题；打造唯我中华独有的全人类健康保障经济体系，其战略格局与任务远比国家卫计委承担的份量要大得多。这个格局、份量足以值得中央政府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与推广普及，设立独立行使权责不在国家卫计委之下的“中医药事业委员会”。选择像甘肃刘维忠、运城田康立那样热心中医药事业，愿意用自己的政治前途作筹码进行赌博的优秀精英，授以全权按中医教研药医自身发展规律主导立法、统筹全局，主持中药事业委员会的管理工作。设能如此，前面三个危机不解自解，三年后国内健康灾难可以结朿，五年内医药卫生市场主导权必然易主、十年后世界健康保障领域将是中国医药经济这匹黑马攻城略地任意驰骋的疆场。
要实现这一目标，决定性的条件不是技术，技术深藏于民间，一张通行证就可为天下苍生造福！不是师资，大道至简的规律可以快速复制大批传统中医的速成学校！也不是资金，民间山野的木草只要有中医核心观点的指引，就可转化为黄金！能否变非法为合法、变卑微为重器、化腐朽为神奇、化灾难为福祚？全在于中央政府是否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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